侗乡黎平是贵州东南部古老的山城。作为通往湘、黔、桂、川诸省的交通要道，宋朝太平兴国年间就此设置长官司，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得黎平成为通商和军事重镇，素有“黔东咽喉”之称。“日有千人拱手，夜亮万盏明灯”描述的就是清代黎平古城繁荣的盛况。当地居民为繁荣经济，常年把山区的茶油、核桃、天麻等山珍药材，由水路运往清水江，下洞庭，到整个长江流域。故黎平作为贵州的一个边城，位置偏远，但一直还算比较富裕。

    黎平县城德凤镇有一条颇具古意的石板老街，因其两头高、中间低、形似扁担，被当地人称为“翘街”。今天长约里许的“翘街”依然保留着古香古色的面貌。街道两侧相当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建筑群让人恍若隔世，一排排封火墙，一座座四合院，错落有致。墙上彩绘，门窗的装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大街小巷石板铺墁，石级花街路比比皆是，这里还保存着明朝天启年间的古城垣——东门城拱，庄严肃穆。这里还是一条“红街”。1934年12月毛泽东在黎平休息的居住处、中央红军教导师驻地、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等一批“红色遗址”就坐落于这条老街的明清建筑群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一栋建于清嘉庆年间，四周为青砖空斗封火墙，内建木结构房屋，具有当地特色的“印子屋”。这是土豪胡荣顺的商号，当年红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黎平会议”，当时就在这里召开的。

    今天这里已被辟为“黎平会议”会址陈列馆，走进翻修过的老房子，展厅里一幅幅老照片让人一下又回到了血雨腥风的年代。近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共有七个小展室和一个藏品室，陈列展览文物共370件，藏品120余件。正屋的右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室”，摆设着八张太师椅和两张八仙桌，木板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照片。70多年前的一幕幕似乎又回到了现实中……

  
  红军来了

    “红军快来了。”1934年12月初，偏僻的黎平县老街上人们奔走相告，脸上写满了喜色，而城内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军政要员却早已望风而逃。老百姓开始赶做旗帜，购买鞭炮做好欢迎红军的准备。

    12月14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一队戴着八角帽的队伍出现在东门外。立即有三、四百名群众自发去迎接。不久，红军大部队进来了，人们使劲地敲锣打鼓，燃放起手中的鞭炮，将红军接进了黎平城。城里老人、小孩、妇女也齐集街道两边，端茶倒水欢迎红军。红军入城后，立即在大街两旁明显的地方写下了“打富济贫”、“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等大幅标语，并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红军将没收的财物，一一搬到孔庙忠义祠养正学堂（现城关一小）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并将财物分给群众。

    那些日子人们编了不少的歌谣来赞扬红军，其中“红军红军，穷人的救星，红军来了我们翻身”今天还有人能唱上来。兴奋和感激中老百姓哪里知道，此时亲人红军正是最低潮，最疲惫的时候。这是在战略大转移的长征途中遭受节节挫败的队伍，他们需要吃一顿饱饭，他们需要哪怕最短时间的休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风雨如晦的年代，也是峰回路转的年代；是牺牲的年代，也是成长的年代。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会师井冈山。到1930年中央红军已发展为有8万人的队伍。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四次“围剿”。

    然而，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特别是1933年，毛泽东受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面对蒋介石100万敌军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提出“分兵把口”，全线防御，让红军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全线失利，苏区缩小，红军岌岌可危。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悄然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这就是空前悲壮的湘江战役。连续苦战使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锐减为3万多人，士气受到重创，有人甚至开始对红军的前途产生怀疑。多年以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回忆道：“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而巨大的牺牲并没有让红军摆脱危险，蒋介石囤积40万重兵，等候红军北上湘西。何去何从？红军面临艰难选择。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湘黔边界的通道县城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出路问题是最重要的议题，史称“通道会议”。在争议声中，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调头西进贵州。

    12月12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兵分两路，右路的第一、九军团进至靖县新厂以后，击溃驻守平茶的黔军，攻破了入黔通道，于12月14日午后攻克黎平县城。左路的第三、五、八军团和中央军委一、二纵队从通道的播阳进入黎平县境，于12月14日-17日先后进入黎平县城。

     第一次吃上了饱饭

    事实上，中央红军的到来是红军的第三次过境。早在1930年8月，由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为迅速开展红色革命运动，组织上派遣连党代表韦绍怀与黎平籍水口侗族红军战士石老发潜回黎平县水口分县，以经商做小生意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二人白天上门收山货，夜晚走访贫苦人家，宣传红军革命的道理，并成立了临时“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为巩固新建的红色政权，扩大红军的影响，12月14日-15日，由韦绍怀、石老发当向导，张云逸、邓小平率领红七军第19、20师三千多红军从广西三江县富禄出发，兵分两路进军黎平县水口分县，顺利地开展了筹粮筹款、扩展红军、打倒土豪等工作。在水口分县作短暂休整后，红七军经雷洞、塘婢进入广西三江县的塘朝、孟寨，经湖南取道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红七军离开水口分县后不久，国民党地方恶势力卷土重来，解散了新成立的红色政权，韦绍怀被杀害于滚厦井水冲口。乡民冒险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解放后的1973年修水口公路时，烈士的遗骨被挖出来，清理出“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木印章1枚、子弹夹1个和铜扣2颗，这些成为见证红七军在黎平建立地方政权的珍贵遗物。

    第二次是1934年8月，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创建新的根据地，党中央决定由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九千余人担任长征先遣部队，秘密从江西永新出发，突破敌军重重包围，进入湖南南部袭占通道县城，于9月19日到达黔湘交界的靖县三里驿、新厂一带，与尾追至而的湘军激战一整天，重创敌军。随后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红六军团进入黎平县境的苗、侗村寨时，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苗、侗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了当地苗、侗群众拥护和支持，帮助红六军团走出县境渡过清水江，转战舞水，最后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创建了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

    此次中央红军到来以后，在黎平打富济贫，开仓放粮，更加深了红军与老百姓结下的深厚的情谊。老百姓爱戴和拥护红军，民众像过节一样，自发杀猪宰牛款待红军，多少年后，许多老红军对此还念念不忘。时任红三军团红四师第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和时任红四师十团的营长张震解放后时常教育子女们抽时间到黎平革命老区看一看。据开国上将王平的儿子范晓光说，父亲生前经常念到贵州黎平，说当时他们团的几千斤大米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连夜赶晚用石臼舂出来的。

    黎平县是中央红军入黔攻占的第一座县城，也是第一次吃上了饱饭。鉴于长征初期的严重失利和中央红军减员严重等，为充实作战部队，提高战斗力，紧缩机关，中革军委在黎平期间对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史称“黎平整编”。从苏区出发，中央红军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部队几乎每天都有伤亡，疲于奔命，没有过上一天的安定的日子。进入贵州黎平，红军指战员得到了好好的休息和供给。

      灯再度点燃

    1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入黎平。因中央红军西入贵州，将湘西的敌人甩在身后，重新调整部署需要时间，由此中央红军决定在黎平休整４天。更重要的是这4天让红军有了战略上检讨的机会。

    18日，中共中央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就在记者面前不到30平米的老式厢房里召开。

    这是决定红军生死的会议，气氛可想而知。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各军团指挥员也列席了会议。军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黎平会议讨论了之前在通道会议中涉及的红军进军路线问题，博古等少数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势力薄弱的黔北进军。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仍无法达成共识。此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被博古等人的固执激怒了，一向性情温和的周恩来“叭”地一拍桌子，连马灯都被震熄了。等到马灯再度点燃，会议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

    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从而改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前进方向，结束了自老山界以来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问题。这次会议的决定，成为中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而载入史册的第一个正式决定。

    通向伟大转折之路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战略转变的开始，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随后，中央红军即向黔北方向进军，1934年12月底进占乌江河畔的瓮安县猴场，并于当晚召开了猴场会议。猴场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最终在黎平会议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转兵贵州、进军黔北，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后，中央红军决定立即强渡乌江，直取遵义。随着强度乌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凭借乌江天险堵截红军于南岸并予以彻底消灭的黄粱美梦，使红军从此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按照黎平会议作出的计划，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在今天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就像一环紧扣一环的一段历史链条，每个环节对中国共产党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幕和奠基石，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黎平会议从根本上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黎平战略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使中央红军和党中央在紧急关头转危为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尝试，是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起点和开端，是中国革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黎平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克服艰难险阻，一路高歌猛进，走向光明，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